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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，我们在下川搞的那个发掘，主要是解决我国原始社会的农业起源问题的，也就是“粟”这个作物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的问题。
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果，但是根据这个文化的特点，能看出和新石器文化有一些联系，但中间还不是很直接的那种联系，肯定有一段不小的“时间距离”。
夏鼐先生在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，认为从当时发掘的仰韶文化发现的东西看，渭河流域能寻找到前仰韶的东西可能性极大。
渭河流域雨水好，土地肥沃，有“泾渭洛”三河交织着，适宜人居，农业发展的时间较早。
关中渭河平原和南方比较，属于半干旱地区，有些民居遗址的陶器中肯定也能很好保存一些实物。
开始，我们先对关中已经发现的前仰韶遗址和那些出土陶器、 人骨等做了一次大的复查。
重点在渭南的白庙、北刘，临潼白家村，宝鸡北首岭，长安上芦村，华县老官台、元君庙那些遗址转了转。
主要是这里保存比较好，堆积丰富，文化性质单纯，对达成我们的学术追求目的较为理想。
于是，我就向所里报告了这种想法，最后社科院决定在这一个地区做一次正规的大发掘。
白家村遗址，在五十年代当时为了建三门峡黄河水库时就发现了，当时并没有弄清它的文化性质。
七十年代初，西安半坡博物馆考古组在普查中做了一次试掘，初步确定为“老官台文化”遗存。
我带队回到陕西开始做“白家村”时，当地政府一听我们要插手搞这个遗址，根本不愿意让我们去做他们已探测过的东西。
我给他们解释说，陕西文物发掘点这么多，你们搞那些看得见的“好东西”尚且还忙不过来，让我们做这个“受苦累不讨好”的事情何乐不为？
因为中国发现“半坡” 之后，又有“下川”的发掘衔接，在“白家村”能不能找到石器时代的“过渡”迹象，一直是我心里很急迫想知道答案的问题。
记得我们正式对“白家村”发掘是在一九八二年十月，直到一九八四年五月停止。
第二阶段是八三年四月到十二月，春季有吴耀利参加，还有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十名实习的大学生，这些学生是戴彤心、段浩然两个老师带来的。
秋天，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八级十三名大学生，由秦浩老师带着也参与了实习挖掘。
第三阶段，是八四年四月到五月对I区做的那次补充发掘，吴加安和王仁湘去的。
白家村这个遗址，并不像兵马俑那么在行外人眼里觉得“有看头”，直到今天，许多人都不了解这一个“白家村”在哪个省份的哪个具体地方。
其实，在考古层面上讲，这类发现和发掘证实的历史却是十分重要的，是人类历史环环相扣的链接中，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
白家村发掘地址虽属于陕西的临潼县(当时的渭南专区的一个县)，但是其实距离渭南城区很近。
坐落在原来那个叫做“油槐公社” 境内、渭河北岸的一级阶地上，靠近的村庄以前叫锦石。
遗址南部已经地面，北边只有一尺多点的覆盖土层，所以呢，人为损坏很多。
当时，三个区共发掘了七百多不到八百平方米，发现灰坑四十九个，房屋居址两个，墓葬三十九处，兽葬坑一个。
从发掘的两个层面出土的器物比较，这个遗址本身还分了早、 晚两个发展时期。
从墓葬看，男男同坑，女女共穴，而且姿势不同，有叠加，甚至骨骼上有些不明原因的洞孔！
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在白家村发现，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的祖先已经养家畜了，而且“猪多、牛少、没有羊”。
中国水牛啥时间开始成为家畜这个命题目前还没定论，但“白家村” 部落民已经养有家畜“水牛”已是事实。
因为经过驯化的家羊的角不同，我放过羊，很仔细地分辨过那些出土骨骼的角，角心相当直，短粗。
按照我的想法，“原人”是从采集植物籽种开始走向种植，就应当从华北那些高山洞穴处找。
记得有一次，王仁湘在西安回工地前发现有个农民推着自行车偷偷卖猪肉，就买了一大吊子。
拿回来后，大家一看有肉，赶紧放下手中的事情一起帮忙包饺子，准备会餐一顿，解解馋。
没办法，大伙七嘴八舌地说纯肉馅的饺子不好煮，肯定火小没能煮熟，说着，已经打在碗里的又倒在锅里架火再煮！
可是，煮了一大阵子，眼见饺子皮儿都煮成面片汤了，那饺子馅捞上来还是咬不动。
最后，大伙舍不得倒掉，那好赖也是肉嘛，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“肉丸胡辣汤”。
最后当地农民偷偷告诉我们说， 农贸市场那时刚刚放开，村里社员的口粮也刚刚够“吃饱饭”，就没有粮食做饲料搞规模养殖。
可是呢，城市的人那阵子有钱了，需要的肉食量很大，有些人就专门买了在当地不好卖钱的老母猪杀了肉，用自行车驮到省城哄骗贪便宜的城里人。
养过多年的母猪不再下崽，又不能当肉猪卖给国家的收购站，在当地基本是个废物。
有时下点雨雪，就是人步行也被黄土路上的烂泥闹得寸步难行，更不用说走汽车了。
那时候，我这一个国家考古所的专家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，出门也是靠“十一号汽车” (两条腿)。
这个人任副省长前是个教授，在陕西时间长，了解陕西的历史地理，他想将陕西的考古首先做起来，带动旅游事业发展。
当时陕西的考古机构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，有文物局、社会科学院， 社会科学院还有自己独立的体系。
有时候，考古研究所和文物局的上层之间有些工作联系，但有些业务却没有联系。
他认为，在古代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者绝对是你死我活的“对立阶级”，不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。
后来，他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当教授，无论讲课还是做文章，都很有一把刷子，在学校威信也很高。他和夫人到西安工作后不久，我也调回陕西考古所，两人又聚在一起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全社会开始注重知识分子的使用，各级干部的配备都得有一些知识分子“名额”。
陕西省在学者中选“省级后备干部”，主要是在当时的师大、西大等几个单位的教授里边选，组织部就将孙达人闹成苗子，后来担任了副省长。
他是学历史的，一上任就想将陕西考古队重新组建起来，立即来信鼓捣着我回陕西老家来工作。
当时，陕西考古为社科院一家、 文物局下的文管会一家，各地方也有各自的组织。
在省上的支持下，先将各地区(市)考古队(文物清理队)的隶属理清，统一由省考古所管理业务，编制归地方，如建立宝鸡考古队、榆林考古队等等。
不久，孙达人因为一些人事上的原因，心里不顺，向组织提出申请，决意要回他们老家浙江去。
那边的人也加紧拉拢这个大学者过去，我和张勃兴书记去劝说了他半天，他还是决意要回去。
不过，这时候，我和省上的领导也都很熟悉了，就试探着和他们商量，要将陕西考古做好，先得名正言顺成立个考古研究院。
陕西的考古有文物支撑、有世界著名的遗址、也有地位和相应的科研成就，就必须有一个高规格、有独立权威的规范机构，才能做好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。
当时，做成立考古研究院的事情时，西大化学系的教授姜信真担任副省长，我们这个观点一致，他当时很赞成这个事情，认为陕西没有地市级的考古单位已经不行了，这不是享受待遇的问题，是形势逼迫。
姜信真是负责管理文物方面工作的副省长，他自己有时连文物局都指挥不动，深感陕西作为文物大省政出多门这一点很误事儿。
后来不知怎么又和西大联合将考古研究院建到西大，这个我就不清楚里边的原因了。
再后来，宣布刘云辉当考古研究院院长，我做名誉院长，却一直不明白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有一次，英国的一家单位和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谈判，考虑到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地位可以和他们对等之后，才考虑合作。
好在陕西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在世界上很有名，大事情都是举全省之力，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弥补了管理机构级别不够的不足。
从好的方面讲，陕西在文物机构设立工作方面有几个带头，一个是考古研究所脱离社会科学研究院，转到文化局下，后来全国很多省市都像陕西这样做了。
考古工作发展到今天，已经和以前不一样，对内对外都不一样，要研究这个关系，理顺管理机构。
